專書論文〈死刑辯護與國際人權公約：以ICCPR、CRPD、CRC為中心〉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北律師公會、法律扶助基金會繼2015年12月出版《與死刑拔河：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後，於今年10月再次共同出版《死刑的重量：重大刑事案件的量刑辯論與挑戰》。在台灣，廢除死刑至今仍是未竟之業，自兩公約施行法公布施行以來，將國家更積極的人權保障義務帶進個案，對我國死刑案件之量刑有其影響力；然而，死刑量刑之準則及程序的保障，舉凡量刑因素、「教化可能性」、證據調查等問題，都有待建立、釐清和適用。

《死刑的重量：重大刑事案件的量刑辯論與挑戰》這本書邀集了8位具辦理死刑案件經驗的律師及第一線工作者共同執筆，分享他們親身經歷的重大刑事案件的量刑辯論與挑戰。其中，我執筆的第四章「死刑辯護與國際人權公約：以ICCPR、CRPD、CRC為中心」，主要是分享具國內法效力的國際人權公約於裁判實務的作用，而這邊的國際人權公約，包括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兒童權利公約（CRC）等。

事實上，2009年迄今兩公約施行已超過10年，再加上2012年底最高法院破天荒地就死刑量刑議題召開了言詞辯論，接著2014年台灣政府更將《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為了因應這些公約的適用，隨之我國相關的死刑案件裁判例也逐漸建立出一些本土化的人權基準以及新的面貌。像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提到「情節最嚴重之罪行」的判死限制概念，但於縱火案件中，放了一把火造成多人死傷算是「情節最嚴重之罪行」而應該判死嗎；又譬如，在部分涉及精障被告的殺人案件，對於障礙者判處死刑會構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酷刑禁止嗎；又如精神障礙被告的就審能力問題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脈絡上，又應該注意到什麼；甚至，當面臨死刑風險的個案被告如果有未成年子女，這時候從《兒童權利公約》及判刑的角度又應該怎樣考量到相關兒童的權益。這些議題都是當人權公約與判不判死交錯時所會遇到的爭點。不過，關於這些議題，國內具有相關案件辦理經驗的實務家及社群，仍屬少數，且相對陌生。因此，《死刑的重量》乙書在第四章的部分，我花了三萬多字的篇幅談死刑辯護與國際人權公約的議題，希望相關的討論整理對於未來不論是司法端、律師端乃至於有興趣的民眾都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